今年两会,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热门话题。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两次记者会上,出现了“让守信者处处受益”“女儿找男朋友,未来岳母要看央行征信报告”等金句。

纵观全国,上海最早开始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并于2017年实施了中国首部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致公党中央委员、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介绍,信用数据清单、行为清单和应用清单,是上海实践的重要抓手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致公党中央委员、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。

他特别提到,上海在清单的基础上试行“联动奖惩”。“你在这里信用很好,在其他地方信用很差,资源配置时依然不能给你。通过这种方式,让守信者一路畅通,失信者寸步难行。”邵志清说。

谈身份证冒用

当事人自证清白困难重重

南都:今年您在一项建议里提出,要严厉处置身份证冒用行为。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现象?

邵志清:在我国,居民身份证被挂失后,并不能自动作废。这一缺陷导致很多人的身份证丢失后又被他人盗用,例如申办手机卡、注册公司等。

如果被注册的手机号码或公司涉及违法犯罪等情况,当事人就会被无端追责,轻者影响征信,被列入失信黑名单,重者要承担法律责任;如果是公务员,还会阻碍提拔任用。而当事人如果想自证清白,则困难重重。

南都:自证清白的困难在哪里?

邵志清:以身份被冒用为公司股东这样的常见案件为例,犯罪嫌疑人可以一口咬定认识当事人(知道当事人名字即可),但又与当事人不是特别熟(其他信息可以概不知道),只因偶遇后一拍即合,注册了合伙公司。

当事人想证明这个公司与自己无关,一般要奔波几十次,折腾一两年,最后也不一定能摆脱与该公司的关系。如果想证明委托书和公司章程上的签字不是本人字迹,则需要自费上万元才能作出司法鉴定。

更重要的是,除了身份证挂失记录和委托书笔迹鉴定,当事人很难提供其他证据。

南都:您提到的冒用为公司股东的案件,我们曾梳理过裁判文书网,发现近几年至少发生过百余起,但各地判决结果并不一致,身份证失主胜诉率不高。

邵志清:此类案件大量发生,主要是公安部门在身份证管理方面存在技术漏洞、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的办事程序不够严谨、国家法规不够完善等原因导致的。当事人仅仅身份证丢失或被盗而已,如果所有责任都由当事人承担,并因此影响其发展,显然不公平。

南都:针对他们的困境,有什么解决办法?

邵志清:针对公安机关一般不予立案的问题,建议从制度上明确:公安机关统一受理和处理此类案件,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有义务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,接到公安机关调查函后,应在限定时间内无偿提供本系统掌握的案件相关信息和档案复印件。

另外,可从技术上探索“身份证一经挂失当即作废”,在身份证芯片中加入唯一特征码。所有身份证校验系统(如市场监管、税务、银行、电信、交通等)必须与挂失身份证数据库联通,核验身份证时必须比对,一旦发现有人冒用已挂失身份证,不予办理相关业务。

南都:要建立挂失身份证数据库,又涉及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。

邵志清:对,这是一个难题,但是为了民生和管理的需要,我觉得还是要投入的。

谈政府数据开放

开放不等于把数据全部交出

南都:从现状来看,一个地区或者部门,光是打通内部数据就已经很难了。怎么才能让数据开放共享向更深层次推进?

邵志清:需要各方共同来推进的。像上海,政府内部的数据共享一直在推进,去年成立了大数据中心,今年的目标是“该共享的数据全部共享”。

南都:数据全部共享,会带来安全上的挑战吗?

邵志清:当然是要按需共享,各个部门按照其法定职责、应用场景来共享数据。你有哪些职责?要做什么?在当前的应用场景下需要哪些数据?先明确这些问题。现在一说共享,就好像数据可以给政府部门随便看,这样也是不行的。

南都:政府数据共享,是在政府内部。对外的数据开放上,怎么做到安全、有序?

邵志清:既要有制度,又要有技术。政府数据开放,不是把数据给到别人就是开放,而是别人的需求得到满足。

企业方面,我认为它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,因为数据就是资产,有很多用途。政府在技术上要做好,千万不能低估企业的能力,也不能低估存在的风险。

以身份证为例,假设有一个游戏平台,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,需要核实身份证。它只要把核实请求发送到公安部门,获得一个是或不是未成年人的返回结果就可以了。公安部门的数据还是留在本地。平台没有拿到数据,同时需求也被满足。

南都:现在大企业其实也掌握很多数据,有时候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共享行为,也容易导致数据和用户隐私的泄露。

邵志清:所以政府要制定监管规则,去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。另外我认为数据开放也应该是双向的,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时,政府为了监管需要,有权要求企业开放数据。但不管是谁向谁开放,都要遵循按需最小化原则。

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推进“联动奖惩”,让失信者寸步难行

南都: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,今年还有一个议题特别受关注,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上海作为全国率先出台社会信用条例的城市,这方面有什么经验?

邵志清:在上海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,清单制是非常有效的抓手,主要包括信用数据清单、行为清单和应用清单。

数据清单里,我们是从5000项备选数据里确定了89项重点,其中有正面和中性的,比如荣誉称号、不动产抵押登记信息、股东信息;也有负面的,比如公安局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信息,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,地铁、铁路的逃票信息等。

行为清单,列明了主体的守信和失信行为,供应用单位根据行为清单去对企业或个人做出信用评价。

应用清单主要是为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提供依据,会有联动奖惩。什么叫做联动奖惩?你在这里信用很好,在其他地方信用很差,资源配置时依然不能给你。通过这种方式,让守信者一路畅通,失信者寸步难行。不过,应用清单在实践中推行得还不够好,需要政府继续提升管理水平。

南都:如果有人对信用清单提出异议,该怎么办?

邵志清:我们有信用信息救济的规定,对可能发生的信用信息记录错误给予救济渠道。也不能一个人有了一次失信行为,就成为一辈子的污点。(冯群星 李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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